大陸公安作的證人筆錄，可否作為證據？ 整理/黃建霖律師

大陸公安作的證人筆錄，可否作為證據？  整理/黃建霖律師

最高法院判決：

判決要旨：

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為傳聞證據，因與直接、言詞
及公開審理之原則相悖，除法律有規定者外，原則上不得作為證據。其中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四所規定之特信性文書即屬之。而合於本條
特信性文書之種類，除列舉於第一款、第二款之公文書及業務文書外，於
第三款作概括性之規定，以補列舉之不足。所謂「除前二款之情形外，其
他於可信之特別情況下所製作之文書」，係指與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紀錄
文書、證明文書，或從事業務之人業務上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具有
相同可信程度之文書而言。由於第一款之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文書，係公
務員依其職權所為，與其責任、信譽攸關，若有錯誤、虛偽，公務員可能
因此負擔刑事及行政責任，其正確性高，此乃基於對公務機關客觀義務之
信賴所致，且該等文書經常處於可受公開檢查之狀態（具有公示性，非以
例行性為必要），設有錯誤，甚易發現而予及時糾正，其真實之保障極高
。而第二款之業務文書，係從事業務之人於通常業務過程不間斷、有規律
而準確之記載，通常有專業人員校對其正確性，大部分紀錄係完成於業務
終了前後，無預見日後可能會被提供作為證據之偽造動機，其虛偽之可能
性小，足以保障其可信性。因此原則上承認該二款有證據能力，僅在有顯
不可信之情況時，始加以排除，與第三款具有補充性質之文書，必須於「
可信之特別情況下所製作」而具有積極條件之情形下，始承認其有證據能
力之立法例並不相同。換言之，第一、二款之文書，以其文書本身之特性
而足以擔保其可信性，故立法上原則承認其有證據能力，僅在該文書存有
顯不可信之消極條件時，始例外加以排除；而第三款之概括性文書，以其
種類繁多而無從預定，必以具有積極條件於「可信之特別情況下所製作」
才承認其證據能力，而不以上揭二款文書分別具有「公示性」、「例行性
」之特性為必要，彼此間具有本質上之差異。中國大陸地區公安機關所製
作之證人筆錄，為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書面陳述，屬傳聞證據，
除非符合傳聞法則之例外，不得作為證據，而該公安機關非屬我國偵查輔
助機關，其所製作之證人筆錄，不能直接適用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
之二或同條之三之規定，而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四第一款之公務員，僅
限於本國之公務員，且證人筆錄係針對特定案件製作，亦非屬同條第二款
之業務文書，但如於可信之特別情況下所製作，自得逕依本條第三款之規
定，判斷其證據能力之有無。至於該款所稱之「可信之特別情況下所製作
」，自可綜合考量當地政經發展情況是否已上軌道、從事筆錄製作時之過
程及外部情況觀察，是否顯然具有足以相信其內容為真實之特殊情況等因
素加以判斷。

簡單來說，大陸公安作的筆錄，無法適用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
或同條之三之規定，而究竟有無證據能力，即可參考當地政經發展情況是
否已上軌道、從事筆錄製作時之過程及外部情況觀察，是否顯然具有足以
相信其內容為真實之特殊情況等因素加以判斷。

相關參考法條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
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
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有下列情形之一，其於檢
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經證明具有可信之
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
一、死亡者。
二、身心障礙致記憶喪失或無法陳述者。
三、滯留國外或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或傳喚不到者。
四、到庭後無正當理由拒絕陳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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